尽管他也承认，大概这种谦卑的态度，虚心的气象，柔逊的处世方法，本来是几百年来儒者的遗风，孔子本来不曾抹煞这一套，他不过不承认这一套是最后的境界，也不觉得这是唯一的境界罢了。
内省不疚也便是儒家所谓的诚之者。不战而屈人之兵，善之善者也。
因为文学相信德性的力量：畜仁义以风之，广德行以怀之。上达意味着拯救和提升，下达则意味着沉沦和堕落。当年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指挥官瓦德西，在其日记中叙述了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观感，认为中国人缺乏尚武精神。他认为，凡从需之字，大都有柔弱或濡滞之义。儒家所谓的学，说到底就是为了达到对人性的觉解，亦即所谓得道。
自从汉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并被汉武帝采纳为国策之后，儒家思想就确立起正统地位，文官系统由此开始在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治理中居于支配地位。（《论语·里仁》）对此历来有不同的解释。论者或谓蓍龟可以参事，不可纯用。
《周礼》没有这样说，我们推测当时三《易》尚无爻辞。同篇又载武王伐纣时，姜太公即不信占筮：周武王伐纣，卜筮之逆占曰‘大凶。首先，箕子《洪范》的思想是被周人接受，并作为《尚书》的重要篇章传习于国学的。再看六二爻辞：无攸遂，在中馈，贞吉。
但后人在《易经》中所看到的只是卦辞和爻辞，至于其取象过程以及所取之象，已经不甚了了，以致将这些艰深隐晦的卦爻辞看作对以往占筮记录的选编。九二以刚强之质居坎险之中，好讼而不肯屈下。
从中可见《易经》作者重人谋，轻鬼谋的态度。所以推原本意而矫世失，然后文王之志大明，而《易》始列乎六经矣。社会中有尊卑关系，爻位也有尊卑关系。淮夷诸国迎见驹父，献纳贡物。
《周易》古经经过此人之订补，始成完书矣。[13]郭雍：《郭氏传家易说》卷八。[2]此段大意谓：窥探幽昧之理，求索隐藏之处，物在深处能钩取之，物在远方能招致之，古人用之以定天下之吉凶，成就天下勉勉营为之事，唯龟卜和筮占能做到。第二，文王看到了六十四卦卦爻交错变化的表现形式，其中有君子、小人、进退、动静、刚柔之象，而治乱、盛衰、得失、吉凶之理具焉。
此后近三十年间，笔者时常翻看其书，对其中的观点一直想写点回应的意见。在我们看来，《易经》的所谓卦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就是理论模型。
[24]《周易》蒙卦卦辞初筮告，再三渎，渎则不告之所以是用占筮作比喻，而不是讲占筮本身，还有一个理由，是因为这种讲法并不完全符合占筮制度。而具体的观象系辞是较为复杂的，一方面它要遵循可能事先就确定好的许多规则，例如卦位的上下尊卑、居中居正、相应相比，以及阴爻阳爻性质的确定等等规则。
[29]这里传达了这样一种观念，即明君应虚己以听臣民的意见，臣民的意见是最可宝贵的。次卜周兆，周之兆法因之，也表现为吉。《尚书·大诰》篇记载，成王称宁王遗我大宝龟，绍天明即命。所用筮书，可能有《周易》。我们同时认为，即使将《易经》看作卜筮之教，那也要分别：究竟是人们利用《易经》来进行占筮活动呢，抑或《易经》本身就是占筮之书？由于我们现在并没有关于《易经》作者将它当作占筮之书的资料，所以我们并不能得出《易经》本身就是占筮之书的结论。每一卦一个主题，由卦爻辞的显性语言与易卦结构的隐性语言相结合，构成六十四篇阐释世界之理的精悍短文，立论通达，逻辑严整，面面俱到，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和道德的教诫。
卦辞的言外之意是说，求师与求神的道理是一样的。《易经》爻辞的系定，不仅标志完整的《易经》的正式形成，更显示为它已变成一部结构化的说理之书，用以系统模拟、反映世界之理。
于文，皿虫为蛊，谷之飞亦为蛊。如果十朋之龟有灵，能体现天的意志，也不会违逆民众的意见。
六三阴柔和平，介于四阳之间，失位而居，在夹缝中生存，小心承袭世禄，生活于惕惧之中，有鉴于九二逋窜之失，不轻兴讼，终得其吉。（《文忠集》卷十八《易或问三首》）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：第一，六十四卦早在夏、商之世就已存在，那时是用于筮占的。
但他仍认为《易经》的基础是关于占筮记录的选编，它归根结底还是一种显示休咎之迹象的占筮之书。这就是说，揲蓍而筮并不是周人的发明，它早在商代就已经有了。但有些筮占资料受到了现代研究者的质疑。择建立卜、筮人，乃命卜筮。
五爻讲人君以治家之道治天下。《易经》中有明夷，于南狩、南征，吉的卦爻辞，这与周王朝向南方用兵的史实有关。
它所设定的是兴讼之世。这是传世文献关于殷商卜筮制度的最早记录。
前五项讲龟兆的种类，后二项是讲别卦（六十四卦）中的内卦和外卦[7]。[4] 对于《易经》，历史上一直存在两种看法，一认为它是占筮之书，一认为它是说理之书。
太公推蓍蹈龟，而曰：‘枯骨死草，何知而凶! [18]黎靖德编：《朱子语类》卷六十六。高亨先生或许感觉到这种看法不易说通，因而强调，所谓占筮记录并不是关于筮占结果的文字，而是筮人关于所筮之事的记录，筮卦中所显示之吉凶为其后所验证（奇中或屡中）者，才移写于筮书六十四卦卦爻之下。上下亲近，众心和睦，则吉。对曰：……鲁君世从其失，季氏世修其勤，民忘君矣，虽死于外，其谁矜之。
1983年10月在湖南师范大学召开了一次，规模较大的全国《周易》学术研讨会，围绕宋祚胤先生的《周易新论》进行了讨论。若王、卿士、庶民三者的意见一致，而与龟卜和筮占的结果相违，那就不能付诸实施。
[17]假如你是诉讼的当事人，要通过《易经》预测胜算如何。[21]朱熹：《晦庵集》卷六十二《答黎季忱》。
这一节我们将从五个方面来澄清《易经》为占筮之书的认识。匪我求童蒙，童蒙求我。
